西安事变不仅是戴笠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，也是他进入权力核心的开端。事变期间，戴笠提出反对武力解决问题，他认为“若使用武力对付张学良等人，蒋介石的安全将受到威胁。”在西安事变平稳解决后，戴笠的“政治豪赌”初步获得成功，但要达到这样的地步，他并非凭一己之力，其中还离不开关键人物——杜月笙的支持。

杜月笙的“三碗面”故事常常被提及，他的成功之道可以归结为“人脉”和“后路”。在上海，他凭借着身边的关系网，成功地掌控了上海滩的局面。这其中，蒋介石和戴笠无疑是他人脉中的重要一环。从杜月笙与这些能撼动政坛的关键人物的交往历史来看，他深谙“雪中送炭，胜于锦上添花”的道理。

戴笠的早期经历并不顺利，实际上，他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历史的必然。年轻时，戴笠曾在杭州周凤岐的学兵营待过，由于屡次违反军纪，他很快被开除。失去军职的戴笠前途渺茫，他曾一度在街头游荡，不知道自己未来的方向。直到二十多岁时，他才进入了上海的赌场，并开始以赌术为生。在赌场里，他以掷骰子的技巧出名，实际上这是一种“千术”，他能轻松地控制骰子的结果，出其不意地掷出自己需要的点数。

1920年代初，戴笠凭借赌术在上海的赌场中闯出了一定名声。初时，他还懂得适可而止，每日赢得千八百元就离开。但随着欲望的膨胀，他开始不满足于小赌，甚至一旦没有赢上万就不愿离开赌场，这也引起了其他赌客的警觉。有一天，戴笠在杜月笙的“大总会”参赌时，不慎掉包了赌桌上的骰子。很快，赌桌上的骰子被人拆开，发现内藏铅块，戴笠也因此被关押起来。

危急时刻，戴笠想到了求助自己的表兄，而表兄想起了杜月笙的太太沈素娥与自己有些交情，于是尝试通过她来解困。杜月笙在当时已是上海青帮的首领，手下的“钱”和“朋友”是他最大的资本，而他与这些能颠覆上海局势的人物的关系，也让他在人脉上占尽了优势。

当戴笠来到了杜月笙的公馆时，尽管他年纪轻轻，还是一副书生模样，但他眼神中并没有显现出半分胆怯，反而显得十分从容。在杜月笙的宴会上，戴笠被直接邀请与杜月笙对话。杜月笙开口询问他关于掷骰子的绝技，戴笠毫不推辞，展现了自己精湛的技艺。杜月笙对于戴笠的技巧十分钦佩，他劝戴笠不应仅靠江湖小道，而应通过其他方式开创大业。

戴笠则直言自己一无所有，毫无靠山。杜月笙看到戴笠的潜力后，决定与他结为兄弟，并在当晚为两人定下了金兰约定。杜月笙不仅送给戴笠船票和足够的盘缠，还为他安排了未来的去向，并表示：“听我的安排，你的未来会有大作为。”

经过杜月笙的安排，戴笠顺利地得到了通往蒋介石门下的机会，并开始在蒋介石的领导下积累了不少的情报工作经验。随着西安事变的爆发，戴笠逐渐上升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，掌握了国民党军统的权力。杜月笙与戴笠的“合作”也是在上海滩这片水深火热的土地上，通过他们各自的关系网完成的。两人都在“投资”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，尽管他们的投资方式不同，戴笠追求高风险高回报，而杜月笙则采用低风险高回报的策略，但最终他们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

杜月笙与戴笠的合作，不仅限于赌场和上海滩的权力斗争，还涉及到抗战期间的经济战线。为了帮助国军牵制日军，杜月笙协助戴笠组建了苏浙别动队，并通过自己在上海的关系，成功地为国军输送了大量物资。

然而，随着战争的进程发展，杜月笙的处境发生了变化。抗战结束后，杜月笙本以为自己会得到应有的回报，成为上海的市长。然而，蒋介石却提前任命了钱大钧，使杜月笙的希望破灭。杜月笙此时才意识到，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并非真正的友谊，最终他开始倚重戴笠。

然而，随着戴笠的突然去世，杜月笙感受到深深的打击，失去了曾经的依托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杜月笙彻底陷入了颓废，直到1951年8月去世，他只留下了少量的财富。

杜月笙和戴笠的命运，最终因各自的选择和权力斗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历史也在他们的奋斗与悲剧中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